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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治理引入社会组织,居民为何不买账

2019/10/20 21:48:56

小区治理引入社会组织,居民为何不买账

 

 

在浦东惠南镇采访时,一位“80后”居委干部对一件事耿耿于怀。她在别的小区“取经”后,也想给自己小区的助老服务增色,于是引进了一家社会组织。结果,居民对服务社提供的服务内容并不买账。这位干部很快意识到,如果不听取当地居民意见,只是简单地复制经验是行不通的。

 

在上海,住宅小区情况千差万别,有新的商品房小区、也有老式工人新村,有城乡结合部的动拆迁小区、也有外国人聚集的涉外小区。不同的小区,治理逻辑当然也不同,仅仅靠程式化的行政管理,或者借用他者的经验,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。

 

 “‘三驾马车’是治理结构,是骨架;而自治共治和协商协调机制才是使其循环畅通的脉络。”在专家们看来,要让居民乐于小区事务,实施自治共治,关键就是要培育一些能够激活社区生长的“种子”,而这个种子绝非简单地行政“嵌入”,而是内生的自治组织或是公约。

 

传统工作方法易“水土不服”

 

“不同类型的小区,工作方式是不同的。”先后服务过两个小区的“小巷总理”盛弘对此深有体会。在老小区任居委干部时,她耐着性子一栋栋“扫楼”,和阿婆们唠家常,聊琐事儿,居民都认她;可到了国际化的荣华居民区,她发现,传统的工作方法“水土不服”了。
 

盛弘说,这里的居民隐私观念强,门难敲,人难进;他们又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,涉及切身利益的小区事务如不事先充分沟通,很有可能“好心办坏事”。这时再用传统的工作方法,显然不合时宜。于是,她换了种行事风格,不仅重新蹬起高跟鞋,和老外飚起外语,还相应转变了工作方式,将热心公益事业、在居民中有威望、办事能力强的中外代表请出家门,搭建了“接地气”的基层民主自治平台——“古北市民议事厅”。

 

 “这里涉及到中外居民的不同习惯,但归根到底是居民的文化认同问题。”在一些代表看来,不同的小区是有差异的,不加分别地复制无异于“南橘北枳”。南龚居民区有几十年的老公房,也有新式公寓和别墅。居民区举办的合唱演出、包粽子等活动,老小区居民欢喜得很,还嫌场次不够,可那些商品公寓里的居民反应却冷淡。为何众口难调?居民区书记说,年纪大的人热衷传统文化活动,但对白领一族只是套用“老三篇”,显然很难吸引他们。针对这部分人群的特点,居委干部研究其心理特征,增加了一些公益、咨询活动,效果反倒不错。“要鼓励社区的有机生长,而非简单的生搬硬套。”越来越多社区干部们开始认识到,一个小区要凝心聚力,关键要有居民认同的自治组织,能从自身特点出发来设计活动。

 

小区内生力量有助脉络畅通

 

透过那些治理有方的小区,会发现一些共性:不仅“三驾马车”各司其职、职责分明,通常都会有个自治组织或平台,且这个平台或组织往往是“内生”的,绝非简单的强加“嵌入”。 

 

记者曾去新华居民区采访,这是一个以老式洋房为主的弄堂小区,辖区内有百年历史的洋房别墅45幢,堪称“万国别墅群”。这个居民区不乏一套成熟的基层运作体系,而最出彩是“葫芦缘议家社”。这个2004年起成立的“葫芦缘议家社”,在新华路261弄、155弄等8个弄堂建立了8支居民自治小组,居民们坐在葫芦架下一起相聚聊天、商议社区事宜。

 

最初,小区治理也是杂病丛生,在治安、环境卫生及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等方面矛盾重重。而有了这个自治组织,任何治理难题都不再成为困扰。10多年过去,这个小区的业委会、居委会、物业换了好几茬,但葫芦缘议家社却一直坚挺,从中衍生出一批弄堂公约和制度,将居民区经营得有声有色、情谊浓浓。

 

 “这就是从居民中内生的一股力量,从外面是复制、嵌入不来的。”在社区专家看来,小区有了内生的组织,即使遭遇业委会换届、物业更替,居民们也用不着过分担心,自治组织自然有一套运作机制保持其脉络畅通。

 

公约和文化是整合小区的要素

 

不少小区“三驾马车”架构完善,可一旦出现问题,居民还是习惯于向居委会求助。而当需要在小区组织活动时,居委会书记又发现,响应者寥寥,仅仅凭借程式化的手段推行,很难奏效。

 

在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看来,要让松散的基层变成有序的社区组织,必须要具备三个层面要素:一是要有一些组织机制和体系,二是要有一些社区公约,三是社区要有自己的文化。“从我们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,三个层面中公约和文化是缺乏的。”很多案例说明,在解决矛盾的背后,也暗藏着重构邻里关系的契机,如果党组织、居委会有效加以引领,这也是小区公约文化的最佳培育时机。

 

杨浦区江浦路街道阳明新城一度因宠物扰民而闹得不开心,党总支将此列为小区的“里子”工程,引导居民进行自治管理,很快,自治组编写了“阳明文明养狗三字经”,向全体居民倡导遛狗错开早晚高峰、遛狗指定便溺场地、遛狗乘坐货运电梯等建议,并在小区绿化带树立10多块文明养狗指示牌,赠送简易夹便器20多件,还在小区隐秘处安置了一座小型宠物厕所,也正因为借着宠物自治搭起平台,小区各种活动空前活跃,阳明新城开启了“中国好邻居”模式,为小区公约文化写下最有爱的注脚。

 

塘桥街道东方居民区曾频频上演小区乱停车、楼道堆物等难题。一开始居民总来找居委干部解决。居民区党总支就开始尝试探索党建引领下的楼组自治,在18号楼底层建立“温馨小屋”,在16、18号楼底层建立“公共客厅”。公共客厅的自治合议组多次召开会议协商寻求解决良策,暂缓了居民与商铺之间的矛盾,也让邻里从“相认相知”到“相助相融”,推动了小区“熟人社会”的重建。

 

“有了内生的自治平台,我们把具体的治理事项下放,居委会也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到当好组织者和协调者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