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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书】毛泽东儿媳刘松林上海蒙尘

2019/9/17 19:26:59

【读书】毛泽东儿媳刘松林上海蒙尘

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、张少华的名之后,幸亏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信,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。

 

不料,江青“盯”住了刘松林,找“岔子”整她,把她投入了监狱!

 

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,毛泽东把刘松林当作自己的女儿。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,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。后来,又转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。1961年秋,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,从事翻译工作。

 

毛泽东劝她再婚,要把她当女儿一样出嫁。1961年6月13日,毛泽东这样给刘松林写信:

 

女儿:

 

你好!哪有忘记的道理?你要听劝,下决心结婚吧,是时候了。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。高不成低不就,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。是不是呢?信到回信给我为盼!问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父 亲

6月13日

 

知道毛泽东劝刘松林结婚,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。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,苏联留学归来,为人正直老实。

 

毛泽东让刘松林跟杨茂之见面。一来一往,刘松林满意于这壮壮实实、朴实直率的飞行员。1962年,刘松林和杨茂之结婚,住在北京南池子,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。

 

刘松林已经再婚,已不再成为江青心目中的“杨家将”,离开了中南海,原本可以“太平无事”。

 

无奈,在刘松林的母亲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开点名之后,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。那时,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,竟被看成“不可靠的人”,被“停飞”,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,停职检查。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。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

 

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,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。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,处境也很不好,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,前往江苏盐城,和丈夫生活在一起。

 

可是,江青仍不放过他们。1971年10月,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,投入狱中。他们成了“反革命”,成了“政治犯”。

 

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?

 

我于1990年7月15日在北京访问了杨茂之。他身材魁梧,军人气派,非常直率。

 

他回忆那苦难的岁月:

 

他自从“停飞”以后,心情很苦闷。后来又得了肝炎。1970年,他在上海住院治疗,一住便好久。突然,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,把他逮捕。押上汽车,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,与刘松林被捕时同一模式。

 

汽车开了好一阵子,不知到了什么地方(迄今他还未查清楚),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。房子里没有一扇窗,地上很潮湿,铺着稻草。几天之后,才算给了张小木床,晃晃荡荡的,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。离他一米处,一直坐着一个看守。门上有观察孔,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。他的裤带、鞋带都被抽掉,生怕他自杀。原本吃空勤灶的他,如今吃犯人的伙食。

 

没多久,进来了两个军人,打开牢门,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。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,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。一出门,刺眼的太阳光,使他目眩眼花。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。走近了,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:提审室。

 

进屋之后,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,坐着好几个人。其中一个女的,50多岁,穿便衣。还有三个男的,穿军装。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,脸色铁青,坐在正中——那是王洪文!

 

屋子很深,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,让他站住,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,生怕他动手似的。他刚一站定,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,把桌上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,茶水洒了出来。王洪文厉声说道:“杨茂之,你知道你的罪行吗?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,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!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,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。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。”

 

老杨怒目而视,一声不吭。

 

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,继续高声训斥道:“你有什么了不起的?你的那些话,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。告诉你,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!你不要抱什么幻想。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——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。你写出交代,不许交给别人,我派专人来取,严防扩散。”

 

老杨一听,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。

 

老杨始终沉默不语。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,只得结束了“提审”。

 

原来老杨这人,早就看不惯江青,而他又心直口快,因此他的话成了“恶毒攻击”。

 

比如,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,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“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”,江青当场感谢“林副统帅”的“鼓励”,叶群则领呼口号“向江青同志学习”。

 

老杨听罢,直摇头,说他们在“唱双簧”。这句话,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,成了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。

 

老杨的“最严重”的“罪行”,是他在住院期间,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“伟大的旗手”,一定会成为“接班人”。老杨不以为然地说:“不会的,江青不可能接班。毛主席说过,‘不会的,她不行’!”

 

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,气歪了江青的鼻子。江青知道,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,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。于是,作为“严重问题”,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。

 

刘松林被捕后,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。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。

 

有一回看病时,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,停在老杨那一页上。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,吃了一惊,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。

 

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。可是,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。

 

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“大罪”。又是王洪文提审她,追问她怎样“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”,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 

身陷囹圄,她细细寻思,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!

 

那句所谓“恶毒攻击”的话,不是杨茂之创造的,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,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,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——毛泽东主席时,问道:“听说,江青要接班,是真的吗?”

 

毛泽东哈哈一笑:“不会的,她不行!”

 

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“最高指示”。回家之后,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“最高指示”告诉了杨茂之。老杨是个直肠子,心里存不住话。当别人吹嘘江青是“接班人”时,老杨实在忍不住了,说出了那句“最高指示”。江青知道了,唯恐这一“最高指示”在群众中传开,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。

 

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,可是,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,她怎能悄悄写信?即便写成了,怎么寄出去呢?

 

左思右想,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:明人不做暗事,索性公开提出,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!写了信,托谁递上去呢?就叫王洪文转上去!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,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,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,王洪文担当不起。

 

果真,在王洪文提审她时,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,而且要由他转交,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。不过,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,信不能封口。

 

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,当面交给王洪文。

 

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,转给了毛泽东。

 

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,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。他作了批示,说娃娃们无罪。

 

“最高指示”下达之后,江青、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。

 

那时,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。她刚生了老四,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,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。要用冷水洗衣服,手指都红肿了。她,一身是病。

 

经叶剑英元帅帮助,毛泽东主席同意,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。

 

粉碎“四人帮”,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。1979年,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。

 

1986年12月,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,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,下榻于空军招待所。我便去看她。时值严冬,屋里没有暖气,她戴着驼色绒线帽,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,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。

 

在闲谈中,她托我办一桩事: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。

 

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,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。不过,1971年10月,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,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。她记得,那是一辆越野车,前座坐着上海“造反派”头目戴立清,她坐在后座,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。就这样,她被送进一座监狱。

 

她被关在三楼。从窗口望下去,窗外有农田,有晒被子的地方。她常常倚在窗边,细细观看那些被子,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——因为丈夫也被捕了,不知关在何处,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。

 

没几天,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,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。

 

据刘松林说,那窗上装着铁栅栏,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,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。她被关在三楼,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,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。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,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。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。我猜想,当年关押刘松林的,可能是上海漕河泾监狱。那是一座老监狱,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。

 

于是,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泾监狱。如今,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,看见门口的牌子,刘松林皱起了眉头:她怎么会成为“少年犯”呢?

 

走进狱中,刘松林觉得有点像——那楼的颜色,那窗户上的铁栅。

 

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。根据“窗外有农田”这一点,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。于是,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。上了三楼,刘松林连声说:“很像,很像。”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,自言自语说:“像是这一间。”

 

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。刘松林来到窗口,朝外望去,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。

 

“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。”监狱负责同志说。

 

“这儿原先是——”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。

 

“猪棚!”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。

 

“对,对,一点也不错!”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,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。她要找的“‘文革’纪念地”,终于找到了。

 

她在那间屋里走着,看着,陷入痛苦的回忆。她说:“当时,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,一日三班,严密地监视着我。屋里开着大灯,夜里一片雪亮,我睡不好觉。每一回上厕所,看守就紧跟在后边……”

 

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,还是当年的模样,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,如今改成朝里了。

 

“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。原先确实装在门口。”监狱负责同志说。

 

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。在那间囚室,在大楼前,在大门口,她留下一帧帧“纪念照”。刘松林说:“这些照片,比这次在上海拍的任何照片都珍贵!”

 

(注: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(增订版)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。不得复制、转载。栏目编辑: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@sina.com)